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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斌的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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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有个知青叫“22” (2010-03-01 19:4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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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明天就是3月2日了。
       41年前,1969年3月2日,中俄珍宝岛战斗打响了第一枪,4天后,我坐上了北上列车,去了紧邻珍宝岛的一个县——抚远。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与其做个在后方拿枪的真兵不如做个在前线拿木棍的民兵。
       我在抚远呆满了2年,后来,经不住“诱惑”,当真兵去了。
       但是,抚远留下了我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个脚印,它在我心中是那样地难忘,以至于“回抚远”成了我后来几十年中的一个强烈的愿望。终于,1996年,在大庆开完一个会后,我拖了行李走了2天,去了抚远。
       关于那次之行,我后来写了篇激情洋溢的文章《重返北大荒》。在那篇文章中,我写到了一个人,一个我当时采访的人。
       那年我到了县里后,得知还有30多位杭州知青留在当地,就提出想见见他们中的人。陪同我的县安全局局长李文忠抓抓头皮,说,哦,有一个,老蔫,带我去了江边。
       那是一个比地窝子略好一点的小平房,用篱笆围了个小院。主人走出来,如果不说,我绝对不会想到他是知青。他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,脸因常年的江风吹得黑红黑红,头发花白,穿一件T恤,是广告衫。他憨笑着引我们进屋,屋很小,迎面就是一个大灶头,隔一门,是一个炕就占去了三分之二的屋子,一家人起居生活都在那里。我进去的时候,他家媳妇正在烙韭菜合子,满屋子飘着韭菜香味。她是北方妇女,宽宽壮壮的,声音宏亮,笑声爽朗。男人家乡来人,她自然是高兴的,伸手就抓韭菜合子给我们吃。唠嗑中,我说过两天就要回杭州了,她把锅铲一扔,哎呀妈呀,那我跟着你走啊!
       原来,她有两个儿子,小的这个在身边,大的那个,初中毕业后依着政策的许可户口迁回了杭州。一个在东北偏僻小城读书的孩子,他回杭州能考上高中吗?他寄居在姑姑还是舅舅,外婆还是奶奶身边我已经不记得了,总之是寄人篱下吧,依靠他们的帮助找了份开出租车的活,很辛苦,早出晚归的,勉强养活自己吧,但是,不久前,他出了个车祸,是个什么样的车祸我不记得了,只记得他的妈妈说把全年赚了一万多块钱都赔进去了!这时候母亲火急火燎地要去杭州看他,帮他处理点事儿,但是,她不识字,一个人咋去杭州呢?这时,正巧我来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当然是可以带她一起走的,但是,我告诉她,由于我的假期有限,我早早地定好了由哈尔滨飞往杭州的飞机票。
        她顿时黯然了。她不可能坐飞机。
        后来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,只是给他们全家在院子里拍了一张照,然后就告别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回来后,把这个人告诉了陈素红,陈说,啊,那是22(音“蔫尔”)啊!这个绰号是因为当年到抚远时,问他年龄,他说“蔫尔”(杭州话22),大家笑翻,一是因为北方人从来没有这样说22的,再一个,也因为他的年龄。那时,大多数知青只有18、9岁(我还不满16岁),而22,似乎已是一个尴尬羞涩的年龄了。
        也许正因为是这个年龄,他早早地结婚,找了个本地青年,不识字,但是结实,淳厚。也正因为这样,他之后一直留在抚远。直到,永远。
        在抚远的那些年里,他当过赤脚医生,小学教师和小店售货员。我见到他时他51岁,正好办了退休手续,他说,小儿子如果能考上大学,之后一家人就可以到杭州团聚了。
        2008年7月,正是下乡40周年,我跟大部队又一次回到了抚远,我想找我曾经采访过的几个人,问及他,他们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。
        他叫谢学忠。

    注:1968年12月至1970年3月,杭州有1381名知识青年来到位于祖国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。之后的几十年里,陆续有1300多名知青返回杭州,有26名知青至今仍然留在那里,还有8名杭州知青则长眠于抚远。

这是我当年为谢学忠一家拍的照片

又有知青朋友写了怀念“22”的文章,我也把它转在这里,以示纪念。

怀念“蔫尔”战友

    1973年初刚过完春节,我离开湸子里调到四合生产队去了。四合是抚远县最边远的一个小屯子,有20来户人家,10来个知青,可他的地理位置又显得非常重要。整个屯子的布局是窄窄的长长的,沿着江就一条街,最东边是边防站,最西边是边防站的瞭望塔。10来个知青中就数谢学忠年龄大,大家叫是叫他22(音“蔫尔”),可他跟我说:他已是26了,年龄确实是不小了。更尴尬的是:年龄比他小的知青大多都对上像了,这使他又显得很孤单。我到四合后,和谢学忠的接触还是很多的。根据公社团委书记“小脑袋”(周惠萌)的意见,尽快把四合生产队团支部成立起来了,我任团支部书记,谢学忠任团支部宣传委员,宋桂芬任团支部组织委员。四合生产队原先没有团支部,所以团支部成立后,发展青年入团成了当务之急,要开支部大会,可哪来团旗啊,就由谢学忠在黑板上方画一个团徽,下面写上“团支部大会”几个字,会场也显得很庄严的。团支部的黑板报就挂在生产队部的外墙上,由谢学忠负责,一周出一次黑板报,非常引人关注的。不久开江了,除了谢学忠留在队里干活外(他是赤脚医生),其他男知青都下江打渔去了。一天中午,我们都在午睡,边防站瞭望塔打来电话,说是有一个小孩掉江里去了,大家赶紧跑到出事地点,谢学忠背着药箱也赶来了。孩子很快被打捞上来了,谢学忠对着孩子的嘴做人工呼吸,但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在四合,我们党支部的几个支委(老郭、杨茂林和我)谈起过他的个人(婚姻)问题,但在一个小小的四合确也感到太为难了;也讨论过他的入党问题,但最终因为他实在是“默默无闻”而没有递交支部大会讨论。73年9月,我离开四合到上海读书,以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08年7月重返抚远得知他已去世,深感悲痛。一个小小的四合生产队,却有2位知青长眠在抚远这块黑土地,安息吧,死难的战友。
 

2008年,60余名老知青回到抚远县,出资为逝去战友做了一座纪念。

这就是“22”生活过的四合生产队

 
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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